新时代要有新思考、新作为、新气象。概括起来，一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总的统领；二是要努力打造主流出版型、融合发展型、国际传播型“三型集团”；三是要明确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著名出版集团，2035年全面建成国际著名出版集团，2050年建成国际一流出版集团。

打造主流出版型集团

打造主流出版集团，就要突出“一个统领”，贯彻“总的要求”，做到“十个坚持”。主流出版型集团应该反映时代潮流、壮大出版主业、引领产业方向。

主流出版看似新话题，其实是我们自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到“人字头”“中字头”“国字头”的历史写照。当时间的潮水退去时，谁在沙滩上留下了贝壳，谁就留下了历史印记，这是从历史的眼光看出版主流。但好出版是规划出来的，好书是选题遴选出来的，那些留下精美贝壳的出版机构，要么具有传承性，要么具有记录性，其共同特点都是创新性，其底色或灵魂都是时代性。所谓主流就是时代潮流，所谓主流出版就是时代的印记、时代的回响、时代的旋律。可以说，打造主流出版集团，既是我们对传统和现实的新概括、对使命和责任的新表达、对发展和追求的新要求，更是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新思考。

打造主流出版集团，就要突出“一个统领”，贯彻“总的要求”，做到“十个坚持”。“一个统领”，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总的要求”，就是以王沪宁同志、黄坤明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总的要求，紧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对于出版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十个坚持”。一是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二是坚持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倡导品位、格调、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四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追求高质量发展；五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六是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努力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培育新型产业业态；七是坚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八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九是坚持国企好干部五条要求，突出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标准，加强队伍建设；十是坚持正风肃纪，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继续整治“四风”。这“十个坚持”，包括了政治、思想、文化的出版导向，涉及了目标、宗旨、品位的出版格调，涵盖了党建、改革、制度、产业、队伍、廉政等重大问题，是主流出版型集团的根本指针，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原则。

主流出版型集团应该反映时代潮流、壮大出版主业、引领产业方向。要着重宣传习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的新判断、新理念、新论述、新方略，要反映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以及人类思想文化创新的最新成果，要体现对广大读者价值观的引导、对阅读市场的精神整合。要在六个方面坚持不懈：一是主题出版既要承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要凝结中华文化主流精神，要进一步贴近品牌特色和资源禀赋，提高思想含量和文化品质，努力形成时代化、学术化、国际化的主题出版风格。二是知识体系出版要体现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结合、权威性和大众化的结合、体系性和知识点的结合、引领性和服务性的结合。三是产品板块要围绕优势产品线，厚植资源、精耕细作，强者更强、优者更优，努力提升高质量的专业化出版能力和出版能力的持续创新。四是出版品牌要进一步在传承中弘扬，在坚守中创新，既释放出市场影响，更传递出书香文韵；既提高对作者、读者的黏合度，又增强跨行业、跨媒体、跨国别的知名度。五是产业制度要加强党的领导，体现出版特色和现代企业规律，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出版企业制度；要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活力动力，确保正确方向，确保长治久安，确保持续稳健发展。六是产业方式要突出主业，坚持更加专业化，更加数字化，从而更加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要坚持改革，以企业的方式做产品，以商业的方式做内容，以市场的方式配置资源，以数字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方式做强做优做大。

打造融合发展型集团

融合发展的中心不是数字化，而是数据化。“内容即数据”，这是关键，是中心，是“一的一切”，是“一切的一”。

出版人在技术演化中往往后知后觉，但最终驾驭了技术，并成就了新的出版业。这是因为他们手上有内容，脑中有思想，心里有情怀。自“数字革命”以来，我们又处于转型的尴尬、融合的迷茫之中，就像铁骑士看着奔驰车而焦虑，就像神弓手对着马克沁而浩叹。本世纪以来，我们先被动、后主动，但整体被动地为数字技术所裹挟，我们经历了办公自动化、ERP系统、电子文本、大数据、云计算、VR、AR等等，我们在迷茫中进步了，又在进步中困惑了。“无所疑而知者，必非真知”。与技术服务商、互联网公司和研发创意公司相比较，与我们融合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方位相对应，我们融合发展的优势在哪里，中心是什么？

融合发展的中心不是数字化，而是数据化。2017年10月26日，机器人索菲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了公民身份。她的大脑里存储了62种面部表情，瞬间能回答各种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是大数据和云计算点燃了她的生命之火。2004年，先知先觉者谷歌启动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图书馆计划”，花费10年之力、耗资4亿美元，将占世界图书总量四分之一的2500万册图书，扫描成PDF格式的数字资源，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最后终止了。大家注意，它是数字化，而不是数据化，因而那些单一的、大块的数字文档，根本满足不了海量的、碎片化的需求。在大量案例的背后，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出版融合发展的根与本，不是内容资源的数字化，而是内容资源的数据化。

数据DATA在拉丁文中的本义是“已知”和“现实”。专家说可以把一切都看成是数据的存在，数据化是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而数字化是把模拟数据转化成用0和1表示的二进制码。谷歌的冒进对我们传统出版人的困惑是某种安慰，但更是警醒。在大数据时代，出版大数据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营销数据、阅读行为数据，更是植根于内容本身的全部知识数据。换言之，“内容即数据”，这是关键，是中心，是“一的一切”，是“一切的一”。

数据化的实现途径不是一般的海量，而是专业领域的海量。数据的能量在于“大”，大数据的生命在于云计算和所谓的“算法”。人类包括谷歌、亚马逊在内的大数据不可谓不海量，但相对宇宙却只是微量。科学的神奇还在于，研究越广，探求越深，拥有的知识和数据越多，“已知”占“未知”的比例却越小。可见，海量数据是相对的。因此，瞄准专业、盯住学科，我们就可以实现相对的海量。如果我们还能实现逻辑性跨界、开发性融合、整合性获取，就可以从数据的大河驶入数据的大洋。

数据化的集成取向既是海量聚集，也是平台开发。平台是市场的晴雨表，是创意的演兵场，是产品的实验室，是数据整合的需求取向。我们既要重视内容数据的大量集聚，为创新提供可能；又要重视方向正确、需求清晰的有效聚合，达到投入产出的中长期平衡，形成以数据支撑平台、以平台带动数据的良性互动。

数据化不仅是内容转型的方向，更是出版新业态的产业方向。苹果公司的固定资产很小，但它的数据资产巨大。内容资产数据化趋势，决定了数据资产化的必然。加工内容数据，就像“广积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购置内容数据，就像囤土地，时机一到，“内容为王”。物质资源是损耗性的，一次投入，一次产出，用完即无；数据资源是保值性的，长期持有，反复使用，持续增值。这是知识经济的真谛，是内容产业的制高点，是融合出版的产业方向。

数据化的要害是内容，更是机制。数据化的本位是内容，专业化的本位是达到相对的海量，平台化的本位是市场，资产化的本位是未来，而这一切的本位是人，那人的本位呢？是组织，是机制。决策、用人、分配、投入、经营机制很重要，但共筹、共创、共享的机制在融合发展领域更重要，是成功的要诀。

数据化的目标是内容的提供商、服务商，更是内容的创意商。中国出版业经历了转企改制驱动和上市融资驱动。今天，正在进入数据驱动的新时代。中心是内容数据化，关键是数据加工和集成，龙头是数据研发，前景是数据提供商、服务商和创意商。我们既要坚持知识、思想、文化等内容服务的体系性、完整性，也要看到，在数据可拆分、可标引、可字词搜索到语义搜索，同时又可拼装、截取、集成，可文字、音频、图像以及可视频、VR、AR等多媒体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内容创新的主体地位将愈加凸显，我们创意创造的空间将愈加广阔，新时代的出版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和教育学习体系将梦想成真，并好戏连台。

打造国际传播型集团

国际传播型集团的中心话题是“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和“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国际传播型集团的战略构想包括战略方针、战略布局、战略要点。

过去五年，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2，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我国举办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一系列重要国际盛会，主动向世界宣介中国理念、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同。随着我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向东看”。黄坤明同志指出，尽管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格局没有根本变化，但中国的国际传播已呈现出转向战略主动的新趋势。这也意味着，在新时代，我们的国际化工作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

面临新时代、新趋势、新机遇，作为出版“国家队”，要努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我们的国家使命；要努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人类文明互鉴，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要努力开拓海外主流市场，打造国际著名品牌，这是我们的企业使命。经过五年的努力，我们初步具备了3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以版权为主体的“走出去”保持全国领先，二是以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为主力的海外传播能力保持全国领先，三是以中国对外翻译有限公司为中心的跨国大数据翻译能力保持全国领先。使命和优势，决定了我们的国际化工作特别是“走出去”，一要更加主动，进一步跟着外交文化走、跟着国家战略走、跟着资本与产业走；二要更加多样，进一步推动产品进学术机构、进海外图书馆、进汉语课堂；三要更加有效，进一步发挥版权输出、数字化渠道和跨语言大数据的优势，形成互联互通、互通互动、总体联动的综合效应。

国际传播型集团的中心话题是“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和“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纵观全球，西方文明价值、西方学术理论、西方话语体系，垄断了全球各个文化领域。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西方文化体系难以主导、难以复制，更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充满兴致。“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关联着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关联着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它们不仅是我们最独特的思想文化资源，也是我们在全球文化格局中最能发声的两大话语权。从自身情况来看，我们的版权输出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领域，并形成了比较学术化、理论化、精品化的出版风格，需要进一步转化转换成内容更加现代、文风更加活泼、表达更加符合国外阅读习惯的各类读物。特别是选题开发还要努力挖掘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背后的学术内涵、基本原理、文化特质，努力建构具有中国内容、中国文风、中国气派的思想理论和话语体系。

国际传播型集团的战略构想包括战略方针、战略布局、战略要点。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短期做响、中期做开、长期做大、总体做实”，这是国际文化传播规律，也是目前中国话题的海外需求渐显渐强的特点所决定的。主动做响，积极做开，更加务实，更重效果，是我们适应“战略主动”新趋势的新思考、新姿态。我们的战略布局是“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深化欧美传统市场”。其中，“一带一路”是主攻方向，它不仅体现了国家战略走向，潜在的社会和市场需求也将更多、更广、更强烈；欧美是全球主流市场，进入了欧美市场就意味着占据了全球文化的制高点。这是我们适应“战略主动”新趋势的新调整、新布局。我们的战略要点是“版权、项目、翻译、数字化、人才、机制”。其中，版权是最有效的“走出去”载体，需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加大推介中国当代名家名作；翻译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需要集聚资源，提高译者签约率，增强国际编辑部的出版效益；数字化是“走出去”的新方向，需要整合内部资源，贯通数字化与国际化业务，加快形成新的数字“走出去”模式。这是我们适应“战略主动”新趋势的新重点、新举措。

责任编辑：袁思源